我穿着我继母的旧衣服。她过门前听说我跟她身材相差不远，带了两箱子嫁前衣来给我穿。

　　她父亲孙宝琦以遗老在段祺瑞执政时出任总理，即在北洋政府也算是“官声不好”的，不知怎么后来仍旧家境拮据。总不见得又是因为“家里人多”？他膝下有八男十六女。妻女都染上了阿芙蓉癖。我继母是陆小曼的好友，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。婚后床头挂着陆小曼画的油画瓶花。她跟“赵四风流朱五狂”的朱氏姊妹也交好，谢媒酒在家里请客，她们也在座。

　　她说她的旗袍“料子都很好的”，但是有些领口都磨破了。只有两件蓝布大褂是我自己的。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女校上学，确实相当难堪。学校里一度酝酿着要制定校服，有人赞成，认为泯除贫富界限。也有人反对，因为太整齐划一了丧失个性，而且清寒的学生又还要多出一笔校服费。议论纷纷，我始终不置一词，心里非常渴望有校服，也许像别处的女生的白衬衫、藏青十字交叉背带裙，洋服中的经典作，而又有少女气息。结果学校当局没通过，作罢了。

　　一九六○初叶我到台湾，看见女学生清一色的草黄制服，觉得比美国的女童军的墨绿制服帅气，有女兵的英姿。后来在台湾报上看到群情愤激要求废除女生校服，不禁苦笑。

　　我这论调有点像台湾报端常见的“你们现在多么享福，我们从前吃番薯签”，使年轻人听多了生厌。不过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，以至于后来一度clothes-crazy(衣服狂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