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初妇女大都是半大脚，裹过又放了的。我母亲比我姑姑大不了几岁，家中同样守旧，我姑姑就已经是天足了，她却是从小缠足。(见图。背后站着的想必是婢女。)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，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。(我姑姑说。)

　　她是个学校迷。我看茅盾的小说《虹》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，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。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，太自由散漫不算。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，都很过瘾。

　　她画油画，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。

　　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，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。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。连我姑姑在大陆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向我悄悄笑道：“这要是在国内，还说是爱国，破除阶级意识──”

　　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，自己做手袋销售。早在一九三六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，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铁箱碧绿的蛇皮，预备做皮包皮鞋。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新加坡，丢下没带走。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洋台上去曝晒防霉烂，视为苦事，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实在可爱。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。

　　我小时候她就自己学会做洋裁，也常见她车衣。但是她做皮包卖的计划似乎并未成功，来信没再提起。当时不像现在欧美各大都市都有青年男女沿街贩卖自制的首饰等等，也有打进高价商店与大百货公司的。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。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。

　　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