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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港大。
一九三六年我母亲又回国一次，顺便安排我下年中学毕业后投考伦敦大学，就在上海西青会考试两天。因为家里不肯供给我出国留学，得先瞒着，要在她那里住两天，不然无法接连两天一早出外赴考。
她从来没干涉我弟弟的教育，以为一个独子，总不会不给他受教育。不料只在家中延师教读。
“连衖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，买手工纸都那么贵。”我听见我父亲跟继母在铺上对卧着说。
我弟弟四书五经读到“书经”都背完了才进学校，中学没念完就出去找事了。
我考试前一天跟我父亲说：“姑姑叫我去住两天。”
那天刚巧我后母不在家。
明知我母亲与姑姑同住，我父亲旧情未断，只柔声应了声“唔，”躺着烧也没抬起眼来。
考完了回去，我继母借口外宿没先问过她，挑唆我父亲打了一顿禁闭起来。我姑姑自从打官司被出卖，就没上门过，这次登门劝解，又被枪打伤眼睛，上医院缝了六针。
我终于逃出来投奔我母亲。去后我家里笑她“自扳砖头自压脚，”代背上了重担。
我考上了伦敦大学，欧战爆发不能去，改入香港大学。我母亲与姑姑托了工程师李开第作监护人，她们在英国就认识的老友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姑父。
但是他不久就离开香港去重庆，改托他的一个朋友照应我，也是工程师，在港大教书，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。
他跟他太太就住在那宿舍里。我去见他们。他是福建人，国语不太纯熟。坐谈片刻，他打量了我一下，忽笑道：“有一种鸟，叫什么……？”
我略怔了怔，笑道：“鹭鸶。”
“对了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。
丑小鸭变成丑小鹭鸶，而且也不小了。
事实是我从来没脱出那“尴尬的年龄”(the awkward age)，不会待人接物，不会说话。话虽不多，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失。 |
